在16 世纪末—17 世纪初，中国成了重返繁荣富足的黄金时代的逐梦之地。当时，正值清朝入主中原，顺治帝即位，欧洲使臣们长途跋涉至北京请求清朝开放贸易。记录者扬·纽霍夫和伊台斯所属的贸易使团奉命和中国谈判，而中华帝国当时是一个陌生的文明，不信奉基督教但却无疑比欧洲列强富庶。纽霍夫和伊台斯正是运用文雅的符号体系（semiotics）来跨越语言、宗教和文化差异，力图证明欧洲商人和满汉政权能够理解对方的经济、社会和军事利益。
在纽霍夫和伊台斯的笔下，文雅表现在仪态、服饰、举止、礼节、好客、内部秩序和应有的尊严上，欧洲人把这些视为跨文化“理解”的重要表现——这种理解可以调和宗教差异……接待、指引和对抗欧洲来客的满汉上层阶级恰似这些作家自己：他们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欧洲对贸易、利润和政治联盟的欲望，同时——因为欧洲认为中国文明有着自身内在利益——中国也在对抗和挫败欧洲的欲望。于是，纽霍夫和伊台斯笔端浮现的中国成了一套复杂社会准则的理想化投射，这些准则有着微妙的差别，但都体现了欧洲的自我认知、欲望和焦虑。两位作者以不同方式拥护一种基于上层阶级荣誉和文雅的跨文化身份，他们讳言中欧文化差异，也讳言建立绅士互信的种种价值之间的互动是不稳定的。
*文章节选自《追慕与忧惧：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 [美]罗伯特·马克利 著 三联书店 2023-2）The Dock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t Amsterdam1655—1656年，扬·纽霍夫随两位荷属东印度公司大使访华，公司安排此行目的是觐见顺治皇帝，商议对华的“自由双边贸易”。这支使团从一开始就计划明确。1622—1624年，荷兰人袭击了福建海岸，在澳门遭遇葡萄牙人，因而受阻，无法将台湾的贸易基地扩展到大陆。1652年，荷属东印度公司遣使赴广州会见藩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洽谈通商事宜，得蒙鼓励，但次年北京官员拒绝让荷兰人登陆。尽管遭遇挫折，但经过两年前的失败，荷兰人可谓深谙京城政治，他们认识到必须以朝贡国的身份才能开启贸易谈判，尽管当时他们已经把自己定位为潜在的、富裕的贸易伙伴以及清朝的强大盟友，助其打击拥护南明政权的郑成功（英文名为Coxinga），郑氏袭击台湾附近水域的荷兰和中国船只，并于1661—1662 年攻占台湾岛。因此，他们携诸多“礼物”赴京“进献伟大的可汗”，包括“一些昂贵的商品，如羊毛制品、细麻布、肉豆蔻皮、肉桂、丁香、肉豆蔻核仁、珊瑚、透视镜、望远镜、窥镜、大小宝剑、枪炮、羽毛、盔甲及其他几种物品”。这份看似纷繁的目录表明了荷兰人眼中怎样的礼物适合清帝和廷臣。献礼可分为三类：低地国家出产的纺织品，来自荷属东印度公司治下的摩鹿加群岛的香料，以及欧洲生产的供精英阶层消费的工艺品。在诸多欧洲工业器具的礼单中，“羽毛”显得颇为突兀，这恰恰有助于我们理解欧洲向中国赠送宝剑、火炮、望远镜和盔甲等礼品的用意。这些武器并非用来体现西方的先进技术，而是当成一种玩意儿，作为展品或是贡物，表示服膺清朝征服中原的武功。荷兰人希望他们的礼物能够协调平等国家之间的外交和商贸关系。对较低级别的官员而言，细麻布和其他布匹似乎是要证明欧洲商品的潜在价值；丝绸和香料宣传了荷兰船运的威力，显示出他们载货量大，是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地区贸易的高效运输方式。简而言之，这些“进献伟大的可汗”的礼物表明了商人如何理解新立的清朝的观念和需求。
澳门
在全书的开篇，纽霍夫表示要“更准确地呈现中国人的天才和仪态，中国的习俗——所有地理志作者都认为中国是世界首富——以及发现那些外人此前未至之处”。在他的记述中，纽霍夫详述调查数据和税收，力求一种近乎数学般的精确，但是他本人对中国的描述穿插在使团行纪之中，大量参考了此前耶稣会士的作品。纽霍夫老调重弹，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帝国“拥有最罕见的建筑和最富有的城市，超过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总和；全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也不能及”。为了证明他的记载精确，纽霍夫详述了人口数据——据官方人头税统计，成人男性达58940284 人，这不包括学者、大地主、在朝官员等—皇室总收入，岁赋，这些以稻米、干草等形式缴纳。这些数据证实了荷兰人的看法：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的财富都是取之不竭的。相比之下，17世纪50年代英格兰人口不足600万。如果中国的富足吸引了荷兰使臣并刺激了他们对贸易利润的渴望，中国的自然资源则像是丰裕的宝藏。纽霍夫认为，中国能够养活人口，并满足欧洲对各类货物和产品的无穷欲望：这可谓是普遍真理，人类生存和享乐所需的一切，在中国都很充足，人们不需要觊觎邻家。因此，以一己之见，我颇敢断定，欧洲有的，无论是什么，在中国也能找到；如果他们真的缺什么，大自然也对这唯一的缺陷有所补偿，提供了其他各种欧洲所没有的物品。
卫匡国和曾德昭的著述中也有与这段类似的记载，而这两位作者都继承了金尼阁编撰的利玛窦札记。纽霍夫出于“一己之见”的老生常谈，表明欧洲作者不愿将他们的文化直接与中国相比，也不愿用中国来反衬欧洲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局限。因此，他们眼中的中国财富是消费层面的——
关乎“享乐”，而非军事力量，在他们想象中，6000万户家庭是“细麻布”和廉价羊毛的巨大潜在市场。17世纪40年代满族入主中原，荷使访华期间清廷平定南方，击败明军残部，并阻止郑成功势力进犯。按照纽霍夫的叙述策略，这一历史进程引发的重要道德和思想问题被淡化了。尽管他对平定中国所论甚少，但他对满族入主中原的后果的认识透露出新兴的清朝对欧洲评论者的观念影响。据纽霍夫所言，“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曾征服了许多国家，但从未像这些无情的鞑靼人这样野蛮地对待那些被征服者。鞑靼人最近入侵中原，手段残酷，不仅摧毁了显赫的城镇和村庄（现在沦为鸟兽栖居之所），而且还让当地最好的人士沦为奴隶”。将清朝和希腊罗马帝国相比突出了中国新主的野蛮，但也证明了其军事力量和组织效率：一个世纪以来，在英国人的梦想中，“中国当地民众”代表着未激活的消费欲望，如今沦为强权手下的“奴工”。藩王尚可喜
如果说满族的入主可能破坏了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描述的中国形象，那么清朝的扩张却并未打破荷兰对贸易的期望，而是让纽霍夫想象北京有着对立统一的两种力量在运作：传统中国美德，辅以对国际贸易更为友好的态度。清朝的胜利让荷兰人期望他们能抓住这次政权更迭，开展更广泛且有利可图的贸易。作为相对新兴的世界列强，荷兰人发现他们自己和入主中原的满族人的地位大致类似——荷兰也是一支活跃的政治势力，渴望在击败富裕但僵化的帝国（西班牙）之后乘胜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在荷兰追逐合法地位、权力和利润的过程中，清朝是荷兰的镜像，尽管纽霍夫谨慎地强调了清朝被汉化的表现。纽霍夫认为，满人会融入主流的汉文化，同时赞同与荷属东印度公司在东南亚的商馆开展贸易。正如早先来华的耶稣会士，纽霍夫强调了中国的内敛性格和防御性的军事战略：中国对荷兰在亚洲扩张不构成威胁，前者半是货仓，半是潜在的贸易伙伴。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大自然”赐予了中国超过欧洲的“丰裕”财富，这种丰裕塑造了它对上层阶级的文明秩序和文雅举止的理解。纽霍夫花了不少时间记录他对彼国彼民的观察。纽霍夫描写荷兰人在地方首府受到的款待，他说：几乎没人会相信（若非亲眼所见），这些偶像膜拜者和异教王公的生活是如何富丽堂皇，他们的子民受到怎样良好的治理；在总督府上（两三千名）大小官吏都能安静而高效地处理公务，一切事务安排，就像处理家务一般迅捷。在席间用餐的还有总督的孩子，他们很有教养，在欧洲我从未见到胜过他们的。
国与家的类比把布尔乔亚的家庭美德延伸到社会和政治领域。纽霍夫惊叹总督府衙的“富丽堂皇”，部分是因为府邸的面积。政治仪式的规模令欧洲的类似仪式相形见绌；两三千人按照等级高低组织起来，以示他们对藩王和皇帝的顺服，这表明了清代中国和欧洲的治国方式在质和量上都有区别。为了保持如此“安静而高效”的秩序，总督以及更广泛的精英阶级必定有足够资源才能养得起上千名家臣。秩序的关键不是暴力，而是调配资源来保持礼制，这种礼制涵盖了政治忠诚、行政效率、顺服，甚至孩童的礼貌。在这个方面，“文雅”这样的修饰语喻指着关于文雅的主导意识形态——等级制的家庭和政治秩序，可以把督抚和他们的家庭以及肃然起敬的荷兰客人团结起来——这种共情可以“自然地”跨越语言和文化差异。广州和北京的满汉官府，都满足了荷兰对秩序和财富的渴望，悖论般地一方面体现了节俭的商业美德（这里转换成了“效率”）保证极度高利润的贸易，另一方面又超越了这种伦理。
纽霍夫（Johan Nieuhof，1618-1672）中国的秩序、财富和潜在的利润颇为文艺地体现在纽霍夫《荷使初访中国记》中上百幅全页插图中。通过细节和老练的技巧，这些插图描绘了社会- 自然秩序，体现了中国人的勤劳和新立清朝的权威。关于广州的版画描绘了荷兰船只停泊在港口，被数十艘小船环绕着，这些小船似乎是用于贸易和运输的。重要的是，这些舢板和小艇象征着“人类生存和享乐所需的一切”，因为他们代表了生产和商贸的内在网络——一幅河滨“大丰收”（cornucopia）景象，不断穿梭于广州港。1703 年，苏格兰商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宣称“一年到头，每天城外都停着不下5000 艘货运舢板，此外还有做其他买卖的小船”。插画的后景，广州的城墙横贯画面；地基和土城墙的平行线似要伸出页面之外，仿佛在用视觉语言诉说着欧洲最爱用来形容中国贸易的词：无穷。城墙背后除了瓷器、茶叶和丝绸这些荷兰求购的物品之外，还藏着“无穷”的可能，这就是中国对欧洲和日本白银、南亚纺织品及东南亚香料的消费需求。广州平面图展现了城墙“背后”的空间，用标准的几何图式呈现了一座巨大而有序的中国城市。这幅图既不是用现实主义方式呈现城市景观，也不是地图：平面图采用了超现实的几何图形和怪异的视角来塑造一个人口、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榜样。从面积和匀称的形态来看，这座陌生的城市是一个“他者”，这不是因为它不符合欧洲观念，而是因为它的形态表明，当地民众坚持践行儒家仁政理想。汉密尔顿“通过日均消耗的粮食数量”计算18世纪初广州人口，他的报告称，据当地商人估算“每天进口谷物10000担。另据估算，按3个月内人均消耗粮食1担计，城中人口达90万以上，城郊人口为城区人口三分之一”。按照面积和粮食消费量，广州堪比伦敦和巴黎，数字统计把广州居民变成了一台消费机器，可以消化荷兰、葡萄牙和（自17世纪末开始）英格兰争相兜售的产品。
从广州到北京，纽霍夫及其同胞造访的每一个地方，商人们的对华印象似乎总是和理想的社会政治秩序及消费需求相关。例如，英德（Yngtak）有着“宏伟的屋宇，富丽的邪神庙（Idol Temples）；围绕着美丽的山峦，风景怡人，郊外整洁而开阔”。这类描述的潜台词是，在建筑美感、城市规划、宗教祭祀场所的意义和风景美学方面，中国和荷兰有着共同的根本理念。尽管纽霍夫不像利玛窦这样的耶稣会士或韦伯，他不相信中国人信奉一神教，但他提到了“邪神庙”（Idol temples）和“异教牧师”，这淡化了中国宗教的异质性（otherness）；文明的拜偶像者和欧洲基督徒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异教和偶像崇拜的记载只是在描述上加以修正（adjectival modifications）。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文化反映并强化了欧洲的自我认知；他们认为上层阶级身份是超越文化差异的，因此好客、高贵、奢侈都是贵族和特权的根本特质，是不同文化共有的。“异教文明”这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制造的麻烦在纽霍夫那里得到了调和。纽霍夫认为宗教差异是次要的，他最渴望的是用文雅的话语来证明满汉精英在关于经济特权和“自由贸易”问题上所见略同。
如果文雅是中欧之间的共同点，那么纽霍夫对上层女性的描述则激发并戏剧化地表达出一系列或隐或显的社会政治价值观，使得中欧之间的贸易变得顺理成章，近乎历史的必然。很大程度上，中荷两国权贵阶层的共同点被加诸中国女性之身。纽霍夫告诉他的读者，她们“大部分漂亮、柔顺、聪慧，身体之美超过一切其他异教女性：她们的肤色接近白色，有着棕色的眼睛；一切自然之美和独特的优点，由黄金和绘画衬托出来”。这些女性是不同文化共有的男性欲望的对象，她们体现了中荷品位的一致性：珠宝和绘画的人工之美确立了共同的文化价值体系——女性魅力的观念。像欧洲女性一样，中国人知道如何化妆和搭配服饰，在外人面前表现得“柔顺”；她们体现了纽霍夫及其欧洲读者眼中顺理成章的女性化行为和观念。不过，作者不只描写了女性的身体特征，还提及了性别关系的变化——她们顺从男性——以及内在思维特质；这些女性既美丽又“聪慧”，这证明这个近乎典范的文化的成熟程度，并进一步反映了纽霍夫所属社会的男权观念。换言之，这些女性的外貌和行为让他确信，她们和欧洲女性之间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她们“接近”白色的肤色恰恰抹去了其阶级和性别身份的文化特殊性。就此而言，作者在这段描述中的限定语——“大部分”“异教”“接近白色”等—说明他不完全痴迷于中国女性的“独特优点”，不完全觉得她们超过了欧洲女性。参照中欧文化其他层面的对比，这种关于上层女性的叙事构建了利益共同体——互相呼应（mutually reflected）的价值观在多种因素影响下进行“交流”——这个共同体是相对其他群体即“其他异教女性”而言的，这些女性缺乏北京和阿姆斯特丹的女性共同拥有的美丽和优雅。在观察优渥的上层阶级文化时，为了把握文化差异的细微差别，纽霍夫只能通过寻找第三方共同敌人的意识形态叙事，试图将荷兰使团界定为清廷的盟友，共同对抗米歇尔·塞尔所说的“第三方”或寄生者（parasite）。这便是塞尔所说的噪音悖论，成功的交流必须排除噪音干扰，但同时，只有在噪音衬托下，意义才能产生。寄生者总是不稳定的、调和的产物：各方努力找到和满汉精英共享的商业和社会利益，这一活动既是“第三方”势力促成的，同时也制造出了不同的“第三方”。在这种论述中，“第三方”威胁着理想中的语言、文化和经济的顺利交流。对纽霍夫而言，在不同阶段和语境中，寄生者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他对欧洲人和汉人的比较，以及欧洲人和满人之间的比较——无论男女——都是通过不同的寄生者完成的：乞丐、普通人、被满人俘获为奴的汉人，以及荷兰使臣要对付的欧洲竞争者。ISBN：9787108072894 定价：69.00元17世纪至18世纪，中国、日本和香料群岛等远东异域令英国人一度目眩神迷。当时的远东供应着欧洲渴求的香料和奢侈品，也是欧洲幻想中潜力无限的商品外销市场。作者罗伯特·马克利重新思考了彼时英国文学对国族和个体身份的想象，由此考察富强的远东如何唤起英国的追慕与忧惧。本书是英语世界中国形象研究的“转向”之作，也是一部“亚洲主导秩序下的英国文学史”。继萨义德《东方学》及后殖民研究之后，马克利进一步超越欧洲中心论的理论框架，审视了弥尔顿、德莱顿、丹尼尔·笛福和斯威夫特等作家如何应对一个愈发陌生又颇具挑战的世界格局：迄至1800年，远东帝国主导着全球经济，而英国则身居边缘。为了还原早期现代欧洲作为“弱势”文明对富庶的亚洲的历史想象，在细读文学经典的基础上，作者还广泛探讨了荷兰商人、欧洲传教士、俄国使团、西方地理志作者等群体撰述的两百余种作品和史料，勾勒出一幅“远东中心”的全球史图景，深刻影响了同领域此后至今十余年的研究方向。本书属于清华大学世文院“文学与世界史丛书”的跨文化视野下英国早期现代系列。清华大学世界文学与文化研究院（简称世文院）成立于2016年，以共性和前沿命题研究为主旨，致力于开展中外学者合作的英美研究、比较人文与跨文化理论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主编：颜海平（清华大学），副主编：Martin Puchner (哈佛大学)、何伟文（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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